进入21世纪，中国的民族研究迎来了它迟到的春天。中国民族治理“实践大于理论”的局面正在得到改变，理论与实践之间紧密且平衡的关系也正在形塑之中。在欢呼这场“新意迭出”的讨论终于到来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创新”标签化和旗号化，毕竟，“黄钟废弃，瓦釜雷鸣”的历史教训也不在少数。
依笔者不断学习所得之浅见，当代中国的民族研究有5个显著且亟待克服的问题：一是用僵化的思维格式化多样的事实，如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口水化”为“汉化”；二是把存在于“部分”的社会现象污名化为“整体”的社会现象，“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并不是民族地区的普遍事实，也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员工高考都加分，更不是所有常住民族地区的汉族考生高考都不加分；三是把民族问题的边界和风险任意扩大化，“民族”并不总是“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事务”，民族问题也只是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藏独”和“疆独”问题则是由更为复杂的因素（特别是历史和国际因素）引发的“混合体”，不能一提到民族问题就大谈“藏独”和“疆独”问题，就大谈“反分裂”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且包括反对“台独”在内的反分裂斗争是一场国家实力、政治智慧和斗争技巧的综合性较量，其中不将矛头指向特定的国内民族是抵御风险和实现正义的底线；四是国际经验参考单一，映照出冷战思维遗毒甚深，民族问题研究中苏联和美利坚的经验“寡头化”趋势明显，找寻和建构多元的、历史的、动态的“民族问题之镜”的动力相当不足；五是学术研究和社会评论的“理念化”、“意气化”和“浅薄化”趋势明显，缺乏基于证据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浅出、笃诚关爱、慎终追远的敏锐评论。建议国家在过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和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调查研究三项工程的基础上，发起第四项调查研究工程——“少数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调查研究”。
中国民族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局面植根于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切实践行和灵活应用。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的辩证法在当代民族问题的识别、研究和解决中仍然是根本指导原则。中国最大的现实国情是当代中国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境内所有组织和公民思想与行动、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大法，因此，与其劳心费神、引足救经地打造“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或者有意无意地将中华民族认同简化为认同“象形方块字”、“龙的传人”或“炎黄子孙”，还不如把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坚定地引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认同、尊重和践行，承认这才是全球化时代“共和国”的根本治理之道。
载：《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20日第5版。
